汤恩伯，这一个名字看过《战上海》的朋友多半都很熟悉汤司令啊。然而，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历史上的汤恩伯，特别是抗战中的汤恩伯，其形象到底如何，不免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汤司令吧。

  先说用兵，有的人觉得汤在军中是很优秀的将领，窃以为这个评价有些过誉。

  这并不是说汤全无军事才能，他受过相当完备的军事教育，而且在作战中颇有章法，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可是如果认为他在军中属于超一流的战将也很勉强，评价一下，中上而已，逊于李宗仁、薛岳、白崇禧，又高于余汉谋、徐源泉、黄琪翔，大约上限可及卫立煌，下限接近刘峙的水平。他的作战水准平平，若说特点是有一点“慈不掌兵”的狠辣。这在军中并非是缺点，平时的爱兵如子无疑很重要，一旦上阵如果缺乏“慈不掌兵”的威严，也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

  汤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作为高级将领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纵深，对现代化战争不能很好的适应。南口是这样，河南是这样，厦门还是这样。其次是手里部队一多就乱套，不能有效地让处境不同的部队各司其职。指挥呆板，没有弹性，攻的时候一窝蜂，撤的时候没掩护如果他指挥一个团这样全攻全守很好，可要是让他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几个兵团也这么干，那一旦败起来就是不可收拾。胡宗南被称为大连长，约略和汤相似。和汤军团在河南的溃败比较起来，像廖耀湘在平满纳也是撤退，作出一个滚筒式的八卦阵来，虚虚实实，打得日军叫苦连天，那就精彩的多。

  汤能够脱颖而出，应该说并不全在其军事才干，他的浙江人身份使他较早进入蒋介石的亲信圈子。他又善于写手本，得到蒋介石的欣赏，认为他是军政全才，以后把四省边区都交给汤未尝不是考虑到他这个才能。实际上汤的手本基本是心血来潮，纸上谈兵，他的政务能力还不及军事，在河南弄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地步。这一点上，同样军事才能平平的陈诚就比他好得多，在恩施建立六战区，残破的鄂西被他经营得铜墙铁壁。东北吃了败仗到台湾，他搞土改的水平不亚于。台湾人叫他陈诚伯伯，这和“水旱蝗汤”能比吗？汤还有一条特色是永远军容整齐，一脸剽悍。蒋介石偏爱外形出色的将领，所以对他自然青眼有加，反过来，陈明仁那样不修边幅的，再能打老蒋也看不上说起来老蒋又不是拍电影的，长得好坏有关系吗？说笑话，梁兴初梁大牙在打出万岁军来，要到老蒋那边干，恐怕得先整容把牙拔喽。

  一般看法汤恩伯的抗战生涯是先扬后抑，前期打得英勇，后期一败涂地。其实真正的情况还要复杂。

  汤恩伯最初参加抗日的时候，是不太让人瞧得起的。汤参加的第一次抗日作战是绥远抗战，那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前，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开我国摩托化作战之先河，震动全国。汤即派13军一个主力团开赴百灵庙参战。

  汤恩伯本身的积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因为部队到得晚，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到达后反而受到大获全胜的晋绥军将领讥笑。汤恩伯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部队是精兵，且确实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团出发时每人发料子马裤一条。绥远前线晋绥军作风传统俭朴，突然来了这样一支形状怪异的军队，遂将其戏称为“牛裤团”。

  接着就是南口会战，这一仗汤打得的确是硬仗。当时南口方面的布防全被汉奸出卖给日军，汤部基本上没有军事秘密可言。在这种凶险的情况下，汤恩伯发挥了“汤屠夫”的优点，恶守南口，日军进展困难，主力被他挡在了关外。其时，北方抗日局势很好，大有分割日军的可能，傅作义部骑兵甚至已经东进，克复商都（全面抗战后收复的第一个县城）。这时，汤恩伯在南口的死守是很关键的。可惜的是，守卫察哈尔的刘汝明大意失荆州，没有认真布防，被日军突袭攻占张家口，突入关内，汤恩伯几乎失去退路，才从南口撤出。

  抗战胜利后，有人写《抗日战争演义》，里面就有一章叫做“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汝明不干了，要杀了那个写书的，那作者也真机灵，马上改了个名，叫“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才算没事。

  汤恩伯在抗战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台儿庄会战。孙连仲正面死守之下，汤部20军团从矶谷师团背后杀出。关麟征、陈大庆一班精锐，如狼似虎切断日军退路，只杀得日军掉头一直跑到绎县。被切断的日军据村顽抗，被汤部放火大烧东洋烤老鼠，痛快淋漓。（也有说汤并未放火，而是日军弹尽援绝之下效仿战国苏我氏焚宅）第一次徐州会战中国大胜，武汉的民众纷纷欢呼李宗仁司令长官要把鬼子赶下海了，全国士气大振。

  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当时恰好在徐州前线，通过他的作品，“台儿庄”的威名天下传扬，照片上日军遗弃的累累坦克更记录了中国人英勇的战绩。

  在台儿庄，汤恩伯也开始第一次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认为他存在见死不救，任滕县守军王铭章部殉难，以及对日军背后出击不够积极的问题。

  也曾有军事历史学者谈到他曾经“用尺子一寸一寸的量过”当时的，观察汤部的行踪，结论是汤恩伯当时并无消极举动，而是尽了全力。

  这里面汤恩伯受到责难的原因是矶谷在汤恩伯的正面一度只放一个大队，而李宗仁屡次催促，汤恩伯始终未按照李宗仁的要求尽快出击。

  首先看看日军放一个大队阻挡十万汤军的做法。有的人觉得汤恩伯畏敌如虎，不敢进击，这或许是对日军作战特点不了解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日军以一个大队为战役中典型的完整作战单位，放一个大队在汤的正面，并不是期望它能挡住汤军，但足以拖住汤军，要迅速吃掉日军一个完整的大队并不容易。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日军掩护全军退却，也只用矢野桂二一个大队，结果成功撤退。汤军就算战斗力强，还没有瓜岛上范德格里夫特的兵力、火力、机动能力。日军用一个大队牵制汤军，这个自信并不过分。一旦在日军还没有全力投入正面作战时汤军和日军这一个大队咬上，日军依靠其机动能力是很容易在平原上调动足够兵力和汤军交手的。

  汤军出击的时机，可谓拿捏得相当好。晚一点，台儿庄失守，汤就变成了锦州战役中的廖耀湘，早一点，日军还有余力掉头，只能打成顶牛，却不能战胜。汤军团出击，正是在日军一拳打出，手臂完全伸直的瞬间投入战斗，所谓致命一击，对台儿庄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但胜利者是不受责难的，对汤按照自己的节奏投入台儿庄增援作战，我想不应该太过苛责。

  汤恩伯有没有力量救援滕县？我的看法他是有的。他离滕县并不远，守军甚至一度能听到汤军的枪声，但他却越打越远，被戏称为“游动哨”。参看张自忠之救庞炳勋，汤恩伯显然是未尽全力。

  鉴于日军锐气正盛，汤部和矶谷师团正面交手未必能够取胜，但救援王铭章脱险应该能办到。只是这样一来，第一汤部要打一场硬仗，损失不会小；第二，汤部可能被粘在滕县，从机动兵团变成守御兵团。

  从上看，汤恩伯的选择也有有利于整个战局的道理。三战区李宗仁所部可算大杂烩，兵力虽然不少，能作为机动主力的部队并不多。孙桐萱的鲁军在韩复榘死后奉命反击鲁南，大汶口战役显示攻坚能力不够，且韩刚死，这支部队的忠诚度还是个问题；邓锡侯、孙震的川军虽然勇敢，但装备太差；孙连仲善于防御，是北线支柱不可轻动；张自忠善于进击，但是在南线对付坂垣；樊菘莆善战但和李长官不和；滇军还在路上；沈鸿烈、刘镇东杂牌部队兵力不足，只能担任游击。

  只有汤恩伯部，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最适合担任战役预备队，对日军进行进攻作战。如果汤部在滕县被粘住，李宗仁能够实施机动作战的部队还真不好找。

  然而，理由是理由，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南口那个不计利害，拼死打硬仗的汤恩伯在渐渐消失。汤恩伯开始更愿意打“巧仗”，而其骄横跋扈的一面也开始暴露。滕县、台儿庄两战，汤恩伯的决定有他的道理，但都需要坐视友军的大量伤亡无动于衷。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汤恩伯心灵中冷酷一面的体现，坐视友军灭亡等待自己成功的机会，或许有时合于兵法，但不能不说其消极影响也是很严重的。汤恩伯一生崇拜曹操，曹操对于屠城和权术的看法未必不是他所暗许的。那么，牺牲王铭章还是牺牲自己，就很难说汤恩伯是从全局的角度还是从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了。或许他很满意自己这种慈不掌兵的风格，但是从此以后汤部因为这种风格在战场上总是和友军格格不入，其中的利害，就不好说清了。

  王劲哉是杨虎城部将，128师师长，归属汤恩伯军团指挥。汤恩伯乘机吞并王部主力，王帅少量部下离开汤部，到湖北组建半独立王国去了。吞并王劲哉，开汤恩伯扩大实力的先河，表现了抗战中期开始后，汤恩伯对实力的渴望。为汤恩伯成为中原王写下一条暗线。

  随枣战役，汤恩伯所部表现依然值得称道，李宗仁摆下口袋阵，汤恩伯和台儿庄一样担任包抄任务，在截击日军后退的战斗中斩获不少。李宗仁却回忆汤恩伯不听指挥，出击过晚，致使日军主力顺利东遁，认为如果汤恩伯及时出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或许永无东归之日”！

  李对汤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因为日军口袋外当时留有强大机动兵力。如果两面夹击扎紧口袋的汤恩伯，汤会腹背受敌，恐怕鹿死谁手很难说。当然汤恩伯也不是没有胜望。

  可以看到，汤恩伯这时已经相当回避风险太大的战斗，且依靠自己的中央嫡系关系无视李宗仁的指挥，他要等到日军主力大部东撤，才出来捡便宜。日军被封闭的兵力少，他也就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战果虽然不大，风险要小得多。

  当然，打的还是胜仗，只不过汤恩伯的仗是越打越“巧”了。如果说抗战军兴的时候汤不乏以身报国的勇气，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种刚勇之气，也在渐渐衰微。这不是汤恩伯一个人的问题，要说，也可以算当时一个社会问题了。

  我以为可称为汤恩伯真正的转折点的，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指的是1940年的第一次襄阳战役，也就是枣宜会战中围绕华中重镇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日军主力为第3、第39师团，中方第五战区正面主力为黄琪翔指挥的第22集团军及第11集团军一部。此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襄阳失而复得。由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上将突出敌后血战殉国，一时震惊中外，襄阳的战斗因为这样变得并不那样抢眼。

  但是这一战中，汤恩伯军团（以第31集团军为主力）的动向我以为颇反映了这位将军此时的心态。

  会战打响之后，兵精粮足的汤军团作为第五战区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如同以前几次会战一样，奉命担任战区战略预备队机动兵团，也就是说将作为反攻时的拳头使用。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大概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了。1939年随枣会战，汤对李的命令公开对抗，李耿耿于怀，有要法办汤恩伯的说法，但最终又拿带天子剑的汤司令毫无办法。

  这件事汤李谁更有道理，至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军令角度李完全占理，汤骄悍、违令，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毕竟还能打仗，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同情分。然而，枣宜会战中在对汤恩伯毫无处置的情况下依然将其隶属于李的部下，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试想，既然一年前李不能处置汤的违令，一年后李又怎么能指挥得动汤？！至少应该将汤恩伯调离第五战区以缓解矛盾吧。从军事角度，中国方面开战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犯了兵家大忌。

  抗战中期以后，汤恩伯多有这样独立于顶头上司的“厚遇”，这样的一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薛岳，他也有这样的待遇，也不乏和何应钦、白崇禧吵成一锅粥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用在灵活指挥作战上面，这种独立性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使白、薛从上下指挥关系变为前后方的配合关系。白对全局的掌控加上薛对当地战区的了解相互弥补不足，所以斩获颇丰。汤恩伯就有些不同，他得到这种厚遇后与顶头上司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配合，近到襄阳战役的李宗仁，远到中原战役的蒋鼎文，没有一个能够指挥得动他，或者能够和他配合好。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长官有问题，汤自己也要找找毛病了。

  李宗仁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做法，就是直接调动汤属下的部队，拆散汤军团，然而军委会偏偏给他一条命令是汤军团必须整体使用。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个决定特别有道理，那就是机动兵团的拳头一定要硬，分散使用汤军团，会削弱反击的力度。假如没有这条限制，我想李给汤拆台也一定不会客气。这会削弱汤的战斗力，可是与指挥上的半身不遂相比，军事角度上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李没这个权力，所以李的兵力不够充足，枣宜会战打得比较乱。

  5月初，日军进攻枣阳，激战中右翼兵团张自忠部损失很大。张自忠渡河督战，壮烈殉国。日军攻占枣阳后继续西进，和中央兵团黄琪翔部展开激战。黄是北伐系的老将，指挥习惯比较老化，应变不够迅速，同时，此战他的主力第22集团军是川军，而不是黄的粤军部队，彼此不够熟悉，因此在日军攻击面前节节败退。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也投入战斗，并且打得艰苦顽强，为了掩护主力撤退，173师师长钟毅战死沙场。5月31日，日军击溃新四旅河防部队突破襄河防线，黄琪翔部军心已乱，从襄阳溃退（黄在指挥部的黑板上大书“还我河山”，痛哭而走）。6月1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重镇襄阳。

  襄阳失守全局震动，李宗仁严令黄全力收复襄阳。黄随即下令122师师长王志远指挥反击。军心尽失的状态下，用区区一个师反击襄阳，还是退下来的部队，不免有些敷衍的味道。

  王志远，川军宿将，原343旅旅长，因122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战死递升（从滕县死守中突围而出的张宣武团长递升343旅旅长，也是后来滕县战役的重要史料提供人）。王接到这个命令，恐怕也觉得难以执行。但他从山东打到湖北，虽然在吃败仗，勇气还是有的。于是，王志远指挥还算完整的师直属团，亲自带队反击襄阳。从当时的战场局势看，王志远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打这一战。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王部突入襄阳的时候，却发现日军已经撤退。6月3日，同时出现了两份战报王志远的122师“收复襄阳”，还有一份是汤恩伯的“本部克复襄阳”！

  事后查明，王志远部攻击襄阳，进城以后发现日军已经撤退，随即出城追击，直追到笕山，与日军断后设伏部队发生激战。王师长是四川人，熟读三国，了解这一个地方是孙坚被伏兵打死的地方，觉得很不吉利，于是停止追击，回城发报报捷了。这样一个时间段，汤恩伯部离襄阳还有几十里呢！

  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40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恩伯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40师团硬碰，固然能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没办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又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40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主要是因为汤恩伯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正真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恩伯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恩伯和十三太保、嫡系大将蒋鼎文之间的争斗，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的军事大员，抗战中可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里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是特别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五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18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是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13军（31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诚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蒋的继承人；胡宗南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蒋介石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能力取而代之。蒋介石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心理。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像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恩伯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能够获得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中比较早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伯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恩伯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也难有善终。汤恩伯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40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我们自己所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代表战斗力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假如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40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明显。

  日军1944年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恩伯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十分好，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在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反坦克部队只舍得打一发实弹做训练），如果看看下面汤军被日军缴获的装备，大约也难以原谅汤的溃败吧。

  日军回忆，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不过，汤恩伯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陈诚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看到这句话，不由令人感叹，汤恩伯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国土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溃军感到耻辱，却把事情归结到陈诚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后面不败给，那真是老天不开眼了。

  2002年2月27日，一个开办幼儿园的97岁日本老人在船桥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每年2月22日，他都要在佛前烧香，为一个人祈福，一直进行了70年。

  这个老人，就是日本第一个空战中击落对手飞机的飞行员生田乃木次。他为之祈福的，就是在1932年2月22日，被他击落的一名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飞行员。负罪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这位飞行员的事迹，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曾提到。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优秀旗手，他的文笔感动了无数热血青年，萨也曾认真拜读先生的各篇著作，颇为钦仰。然而在看待中国空军这个纯军事问题上，感觉鲁迅先生有比较大的偏颇看法，因此写一点在这里，和大家探讨。

  鲁迅先生因为1936年病逝，还来不及表达对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的看法，其主要看法只能针对一二八抗战中的中国空军。先生的《伪自由书》，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先生的文笔辛辣，对中国空军参与内战的反感也能够理解，但是对于抗战的史实却有误导的嫌疑。这里面提到的苏州空战是一二八抗战中的一个插曲“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鲁迅先生所说“洋烈士”即生田乃木次祭奠的美国志愿飞行官罗伯特肖特。他驾驶波音战斗机，于2月22日和日军13式轰炸机小谷机队在苏州上空发生激战，壮烈牺牲。实际这是一场遭遇战。

  十九路军开始淞沪抗战后，因日军占据空中优势损失惨重，暗藏在火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均因汉奸指示目标而被敌机炸毁。为了争夺制空权，南京军政部航空署即抽调第2、第4、第6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赴上海参战。中国空军进驻上海真如机场与日军对峙，战况十分激烈，并多次击落击伤敌机，并非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消极（上海日机超过三百架，占非常大的优势）。进驻真如第一天，广东航校出身的飞行员朱达先即在作战中重伤，在一条腿被打断的情况下将自己驾驶的林柯克战斗机强行降落。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求战心切，抢上朱达先返场的飞机，起飞升空追击日机。由于这架飞机操纵钢丝被敌弹擦伤，未及检修，飞机起飞后即坠毁在机场上，黄毓铨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

  激战中我国空军击落敌水上侦察机一架，并缴获飞行员携带的护身佛等物，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场南京，而后去杭州。这就是苏州空战的背景。

  当时空场途中并无在苏州空战的计划，罗伯特肖特当时和中国空军主力部队不在一起编队。原因是他的座机比较奇特，是当时先进的波音218战斗机，速度快马力大（超过中国战斗机大约一倍的马力），和中国空军其它飞机无法编队，因此他单机行动，没有和其它飞机“迷失”的问题。这也是肖特的习惯，此前他也曾这样在空中“游击”，击伤日军所茂八郎大尉的座机。

  当肖特飞到苏州上空的时候，发现日军正要空袭挤满中国难民的列车和苏州火车站正是这一点让良心没有泯灭的生田乃木次满怀歉疚。肖特义愤填膺杀出参战，从下方以螺旋方式攻击日军指挥官小谷进大长机，第三次进入时将小谷击毙，自己随即遭到日机围攻，不幸被生田乃木次的13式战机击中战死坠落。中国政府授予他上校军衔（肖特原为波音公司业务代表，兼中国空军航校教官）。

  此前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此战，因敌机来袭突然，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掩护同僚登机，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迫降，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鲁迅先生提到从广州来援的地方空军，并讽刺其飞得太慢，曰：“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广东空军参战确有其事。当时空军总司令部从广东空军中挑选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分驾6架美制旧式“可塞”(CORSAIR)飞机和一架“莱因”(RYAN)运输机，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丁纪徐是广东空军悍将，1937年抗战时的空军五大队大队长，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空中跳伞表演的传奇人物。鲁迅先生的消息肯定是错误的，这支部队不但参战了，而且打得英勇顽强。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此人性如烈火，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其斗志可见一斑。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强烈，鲁迅先生视而不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的鲁迅先生不得已避难在上海租界，我想也许是无法看到有关报道吧。

  幼年的中国空军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英勇，产生了两大影响。第一个是被国民认知为抵抗外侮的重要力量，在争取国防经费的时候挤掉了淞沪事变中态度暧昧的海军。这次经费之争，时人称为“空海大战”，并在报纸上讽刺地问海军：你们是“海军乎？江军乎？”。此后中国空军得到较大发展，才有八年抗战中“飞将军”的传奇。第二个是对日军战术的影响。日军因为战斗中的损失，特别是战斗机和中国空军对战中难以占到优势，提出“战斗机无用论”，以至于八一三以后一段时间和高志航等交战的日本轰炸机都依靠自身的火器自卫而没有战斗机护航，直到吃亏以后日军才恢复了对战斗机的重视。这个战略性错误造成惨重损失，几乎使日本空军轰炸机部队在抗战初期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先生对空军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我想这主要是鲁迅先生没有军事方面的常识造成的，毕竟他不是熟悉军事的人物，有人据此认为“鲁迅是老愤青”，就有些过分了。事实上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奋勇争先，屡次和优势日军拼死奋战，打到南京失陷的时候只剩下董明德一架飞机能战，表现了崇高的卫国抗战精神。空军的力量几乎尽数拼光在抵抗外侮的战场上，四大天王全部血洒长空，庶几可以辩白鲁迅先生“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担忧。

  林徽因，才女，美女，我们忘不了她和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种种故事，更忘不了她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这一年之前，林徽因是那种聪颖的中国士族女子又加上了西洋的教育和思想，是一个难得的才女。她美丽、睿智、任性、乖张、不依不饶、小聪明，有的人觉得可喜，有的人觉得可恨，无论如何都和这个才女的形象颇为相符。这样的才女精彩得很，不过才华横溢的小女子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并不少见。

  有的时候人的精彩需要激发，仿佛天空中的流星雨，需要在空气中燃烧才耀眼明亮。

  如果没有不列颠之战，丘吉尔可能仅仅是一个不成功的记者加上无能的海军大臣罢了。不列颠之战让这个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光芒四射。

  1937年，抗战爆发，梁林一家辗转撤退西南。那一年林徽因在路上屡患肺病，种下她早逝的根疾。

  正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苦难中，林徽因心底里那种刚烈，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敏感，却像流星的燃烧一样，闪烁出灿烂的光芒。

  在一个小镇上，重病的林徽因生命垂危，焦急的梁思成遇到了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7期的学员们飞行员黄栋权少尉的琴声将梁先生引到了他们的楼上。

  飞行员们的热情挽救了林徽因的生命，而这些远离家乡的飞行员的毕业仪式上，梁和林，是他们的“名誉家长”。如果这样一个时间段林徽因家的客厅里还有客人，最为亮丽的，就是这些年轻而热闹的飞行员们。

  战斗间隙，飞行员们经常光临梁林所在的李庄，投一个通信袋，带去一点礼品或者信件。

  当时中日的空军飞机，无论数量和性能都相差太大，而中国的空军义无反顾的保卫着这片土地的天空。在残酷的空战中，噩耗陆续传来，1944年6月16日，林耀少校在衡阳空战中阵亡。至此，这二十余名年轻而快乐的飞行员朋友，全部牺牲在中国的蓝天里。

  1941年3月14日，林徽因的三弟，空军航校第十期毕业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战死。

  梁从诫先生回忆，飞行员们的接连牺牲，使林徽因悲痛万分，她在病榻上写成《哭三弟恒》一诗，而她所悼念的，绝非只是林恒一个人。

  这首诗起初看来也平常，林徽因有诗人之名，而这首诗的词句寒素之极。但是当我细细读下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和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个终日与画笔和诗词打交道的女子，怎样努力地去理解和记忆那些晦涩的飞机型号和军事术语，向她心爱的弟弟艰难的讲来，因为那是她的弟弟的世界和关切的事情。她的词句在一个粗通军事的人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可笑，那本不是她可以驾驭的范围。但是她那样努力地去对弟弟说，她那毫无掩饰的情感，让这些幼稚可笑的词句忽然点染上了圣洁的光芒。

  我的记忆中，这之前，林徽因从来就没写过这样拙劣的诗句，这之前，林徽因也从来就没写过这样令人从心底震动的诗句。

  凤凰可以涅磐，这首诗让我看到了一个粗头乱服的林徽因，而王国维的话是“粗头乱服，不掩国色”。

  我的理解，此时林徽因的诗不是给读者或者文人们看的，她的诗从自己的心中来，给的是那些永远都不可能回来的亲人和朋友。

  中国的女子，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表现出让世界震惊的坚毅，用她们的温柔为苦难带来一丝亮色，而她们忍受痛苦和磨难的韧性，让男子也为之动容。

  患病的林徽因，在病榻上继续她的工作，而当有人问林先生如果倭人打到重庆怎么办？

  我仿佛看到一个收起钗环的布衣的林徽因，依然美丽，依然睿智，从一个小女子的身影后沉静的走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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